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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7, 2011

新加坡:四个男人,一场选举

 瞭望东方周刊/刘敬     2011-9-5

5月大选和8月总统选举中暴露出的社会裂痕清晰可见,李显龙之路任重道远。新加坡人更多的则是观望:接下来,总理会做一个怎样的总理。


陈清木 陈如斯 陈庆炎 陈钦亮
“四陈之战,無論如何選,終究是姓陳的當總統!哈哈…… —— 盛哥”

2011年以来的大半年时间里,国际政坛发生了不少事,一座仅有700平方公里的岛屿也不例外。新加坡,这个昔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成为话题并非因为其经济是否涨跌,而是两场选举:5月的国会大选和8月底刚结束的总统大选。
两场选举,国际政治观察家们和媒体纷纷用了“意外”“激烈”等词。
陈氏Vs陈氏
历时九天的新加坡总统大选用一句话概括:四个男人一场选举,再精准一点,即“陈氏之战”—四个陈姓男人之间的较量。
用候选人之一的陈钦亮在竞选广播中的发言来说,四个人分别是:
陈清木,“候选人A,是一名好医生,但不是财务专家。”
陈如斯,“候选人B,曾加入反对党,并参加最近举行的大选。他要监督和制衡政府。”
陈庆炎,“候选人C,曾担任部长超过20年,参与制定政府的许多政策。”
陈钦亮,“候选人D,曾管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30年,曾担任职总英康保险的总裁。”
四个人之间的选战,从一开始就让舆论“兴奋”。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一场激烈的总统选举,既为新加坡严控式的政治体系带来考验,也令新加坡的民主变得更有竞争性”,文章称“激烈的新加坡总统选举是一个惊喜”。
这场引人瞩目的“围观”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新加坡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大战。
自从1965年建国以来,新加坡总统一职一直是和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关系密切的人担任,从尤索夫•伊萨、本杰明•薛尔思、蒂凡那、黄金辉、王鼎昌到纳丹,历来如此。
1991年,新加坡修宪,设置民选总统。在两年后,即1993年的首次民选总统选举中,王鼎昌和退休高级公务员蔡锦耀一对一竞选,结果王以58.69%得票率当选。而1999年和2005年的总统选举,纳丹总统都因没遇到对手不战而胜。
直到2011年的总统之战,参加者首次达到四人。四个陈姓主角中,惟有陈庆炎被外界当作是“人民行动党看中的候选人”。
其他三位候选人在选举中或多或少均以“抗衡人民行动党为参选的大前题,他们对新加坡的社会经济政策、死刑、内部安全法提出不同意见”。
比如陈如斯,在竞选中明确挑战现有的总统权力,称“总统有义务使用道德权力,缩小目前不断扩大的社会鸿沟,而要做到这一点,总统必须能够无畏无惧,明智地对政府提出疑问,并鼓励政府做得更好。”
他还再三强调,总统最大的作用就是监督和制衡政府。
而按照新加坡法律,国家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象征性国家元首,并无实权。总统任期六年,当选总统后必须无党派立场,不涉足政治派别矛盾,可向内阁提供建议,但对议案没有否决权,没有内阁人事任免权。
和以往总统选举不同,这一回新加坡政府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任何候选人,但“较量”的结果是,候选人C获胜,也就是被认为和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陈庆炎。
一头银发,戴一副黑框眼镜的他,大学教师出身,在三十多年前进入政坛后,曾先后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教育部、贸工部、财政部和卫生部部长等职务。过去的从政经历中,他担任最高的行政职务是新加坡副总理。
71岁的陈庆炎博士获胜,惊险无比,仅比排名第二的陈清木医生多了7269票,高出了0.34%。新加坡媒体称,“这场总统选举出现了3万7826 张废票,而陈庆炎博士和陈清木医生的票差仅7269张票,这不免让人想象,如果一些废票没有被废,新加坡是不是会出现不一样的陈总统?”
执政党Vs反对党
对建国后“一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而言,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在投票开始前一周的报道中,有媒体如此分析:如果人民行动党青睐的候选人,也就是前任副总理陈庆炎,以巨大优势获胜,那么这将会是投给该党的一个信任票。“但如果另外三名候选人有任何一人获胜,或迫使陈庆炎以微弱优势获胜,那么这将会令该执政党遭到非议⋯⋯”
从结果看,第二种可能成为现实。微弱的优势让表面上波澜不惊的新加坡政坛“暗流涌动”,“这次空前激烈的总统选战明显揭示,其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5月举行的大选中已全面显露,只不过8月的这场总统选举中再次获得印证。
2011年5月7日,新加坡国会选举,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这样的成绩,对行动党而言,是新加坡建国后的国会选举史上头一遭,60.14% 的得票率,独立以来最低的成绩。
重要的是,挑战执政党的新加坡反对党,这一次令外界“刮目相看”。
媒体用“不一样的反对党”来题注参战的七个反对党。
不一样在于,这场大选中的反对党人才济济,均拥有优秀的个人素质和履历,算得上是倾巢而出的精英对决。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治国理念一直是精英政治,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过去几乎均被纳入行动党的视野,这导致反对党始终难成气候。“每一次选举,反对党甚至很难推出一个如执政党一般拥有金光闪闪的履历和学历的候选人。而在儒家文化浓郁的新加坡,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在海外名校留学等经历简直就是‘有能力’的代名词。”
不过2011年的国会大选却打破了执政党独此一家的精英团队。仅工人党推出的候选人之一陈硕茂,其履历就让人眼前一亮:哈佛的本科,牛津的硕士,斯坦福的博士。
职业生涯也引人瞩目,“不仅是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达维在北京的首席代表,而且曾经负责中国工商银行、中石化的海外上市法律咨询,还参与过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中投公司海外投资等全世界金融界都为之震撼的大项目”。
而“双玲之争”更使得新加坡媒体争相奔走。两个姑娘,国家团结党的佘雪玲和人民行动党的陈佩玲,一个24岁,一个27岁均正当芳龄,才貌双全。
结果是佩玲赢雪玲输,由于佩玲乃李显龙总理首席私人秘书的太太,她的参选被一些新加坡人认为是“裙带关系”所致,“这更加增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一个号称网罗全国人才的政党何以没有延揽到佘雪玲这样的人才却把陈佩玲这样的当宝贝?行动党招收培养杰出人才的能力也开始遭到一定程度的怀疑。”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反对党的力量一直薄弱,自1959年以来行动党就一党独大,在1966至1981年间竟独占国会全部议席。但在曲折中坚持生存的反对党,在本次大选中显露出顽强的一面。
如“民主党原创党人詹时中在波东巴西单选区连任议员长达27年之久,2008年中风,在2010年以高龄之身果断离开自己实力根深叶茂的波东巴西,到一个集选区挑战执政党”。
本次风头最健的工人党和其当家人刘程强同样展现出坚韧的一面。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在1980年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后,加入工人党,随后他着手把原本散漫的工人党改造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政党。
刘程强1991年当选后港单选区议员,从此连续四次在后港击败执政党候选人获得连任。2011年,刘程强离开自己的基地后港,组队到阿裕尼参选,再度获胜,掀翻了外交部长杨荣文领衔的执政党团队,“创下了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拿下一个集选区的历史”。
集选区,是1988年由执政党修改选举法之后创立的独特选举制度。每个集选区有4~6个议席。每个参选政党提出相应人数的候选人,选民只能在党派之间选择。在以往的历史上,反对党从未在任何一个集选区获得过胜利。
刘的竞选伙伴,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也是传奇女性。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法律学位,曾担任警官的她,是一名法律讲师,因不满行动党对反对党人士的打压而加入工人党。一口流利的英文,极大地加强了该党和母语为英文的选民的沟通能力。
好打抱不平的“林女侠”,加上强烈草根气质的“潮州怒汉”刘程强,让工人党在大选中的表现印象深刻,也使得工人党以6个选举出来的议员席位成为国会唯一的反对党。
大选之后:反对党仍“摩拳擦掌”
《联合早报》一篇题为“反对党的基层网络种子”的文章披露,往届大选一过,居民就很少见到反对党候选人的身影。一些候选人不是不想继续在选区里保持活跃,而是竞选活动停止了,反对党在举办社区活动及使用社区空间方面又受到限制,可说缺乏曝光平台。另一些候选人则干脆五年后才再露面。
然而,这次大选结束后,情况大有不同。“反对党大赢家工人党拿下六个国会议席,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而吃了败仗的较小政党也没气馁,还精神抖擞地高调为来届大选展开筹备工作。”
在以前,这可是从前没见过的场景—大选过后反对党考虑整装待发?
文章称,反对党的党员人数远远不及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但每次到了大选就会有很多平时不接触它们的人主动现身助选。“工人党、新加坡民主党和新加坡人民党目前正设法把这批每五年才出现一次的“临时劳工”转换为较固定的基层网络资源,以支援平时的社区和政治活动。
以本次大选表现杰出的工人党为例,该党增加了接见选民活动和社区活动,选举一结束便一波接一波地策划及展开活动,以图“在新的土壤上栽下基层网络的种子”。
大选后的两周内,人民党也推出“再战2016计划”,包括要继续办“接见选民”活动和每季度出一本书等。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日前也和妻子、非选区议员罗文丽等人在碧山公园同选民见面。
民主党同样没有松懈,在大选后的第三个星期,它就举办了一场“2016年路线图”工作坊,该党领导人与150名与会者从社区服务、宣传、培训、政策研究、基层活动到筹款等六个方面探讨如何再接再厉。
从规模和实力来看,无论是工人党,民主党,以及包括人民党在内的其他几个反对党,距离执政的行动党都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为何这些实力较弱的反对党敢于在大选后还执着于“鸡蛋碰石头”的实践呢?
分析人士称,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反对党新人增加,提供了从前所缺乏的政策视角、组织能力和驾驭新媒体的能力。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即反对党似乎感应到选民的心态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盲目忠于执政党的选民可能越来越少,愿意给反对党机会提出看法或有所表现的选民却越来越多”。
总理还是那个总理吗
时代变了。
新加坡人感慨选举激烈的同时,也感慨选举环境的变化。
以往选举期间的人身攻击、“揭黑幕”、“爆隐私”等行为,在选举中消失殆尽。选举后,李显龙主动承认错误,表示“本次选举标志着我们国家政治版图的明显改变,我们必须适应”,“许多民众希望政府改变执政风格和方式,希望看到国会有更多反对派的声音以监督人民行动党政府”。
李总理的父亲,当年的李总理却没有儿子如此姿态。在新加坡有国父地位的李光耀,此番在大选中竟发表了忏悔论,云“人民行动党若在这区落败,当地的发展计划就不会被重视,选民必将忏悔五年”等。此言一出,举国哗然,认为李资政怎能出言恐吓?李显龙等行动党高级领导人再三向选民解释、道歉。
国会大选结束后一周,前总理李光耀和前总理吴作栋发表联合文告,宣布不再出任资政和参与内阁,原因是:“新加坡已进入新时代,政府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运作⋯⋯”
52年以来,李光耀首次“放手”内阁。
新加坡总理的身份,李光耀从1959年一直沿袭到1990年,31年的总理记录,迄今无人能破。即便卸任之后,他仍以资政身份留在内阁,但其英文称呼仍然是Senior Minister。
“资政”一词,最早出于宋朝,原来是殿名,后来,宋朝也特设有资政殿大学士一职,凡是卸职的宰相或其他大臣,就以资政称呼他们。
但显然李资政地位比宋朝前辈地位高,他一手打造的“新加坡模式”,让他蜚声国际的同时,更赢得了新加坡人国父的尊称,以及无可企及的影响力。
李资政宣布退休当天,有媒体用了标题—“李光耀的退休,标志着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剩下的时代,是其子李显龙的路线。5月大选和8月总统选举中暴露出的社会裂痕清晰可见,李显龙之路任重道远。新加坡人更多的则是观望:接下来,总理会做一个怎样的总理? 

 摘錄自: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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